厦门大学是怎么投资建成的？

厦大1921年4月6日开学后，因为没有其他华侨的跟进，庞大的办学经费压在陈嘉庚一人肩上。但他很清楚自己“自经营商业迄兹二十余年，对于经济无时余裕，亦无时不欠债”，无法像富商殷户一样，“现金满库，用之不竭”②，但他坚信“厦大关系我国之前途至大，他日国家兴隆，冀居首功之位”，为此他依然奋力推进厦大的建设，“下辛苦经营负此重任”③，毫不犹豫地铁肩担起独资建设厦大的义务，绝不因为“财政之困难”而忍心“缩减厦大之建设”，决不放弃厦大“必高大之规模”的高标准规划。陈嘉庚如此为厦大不顾一切地拼搏奋进，殚精竭虑地劳心劳力，终于让厦大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佼佼者，成为一所“办理完善，成绩斐然”的多科性大学。

然而，正当厦门大学蒸蒸日上之时，陈嘉庚公司的实业经济却江河日下。

或许出于一种商业敏感，陈嘉庚在一九二八年底对自己公司的经营进行了一次三年总结算，结果发现三年来总耗蚀达五百九十五万元，其中包括厦大、集美两校办学经费二百二十万元。面对这种亏空，陈嘉庚不得不卖掉一万英亩橡胶园计四百万元用来抵额。此时，他的固定资产瞬间从一千二百多万元降为六百万元，整整减少一半。面临经济的严峻局势，陈嘉庚丝毫也没有减少对厦大、集美两校的投入。一九二九年三月到七月，汇给厦大的经常费十万四千元，仍旧不低于一九二八年的标准。这一年，他已经意识到厦大、集美两校所要面临的危机，于是调动一切手段维持厦大、集美两校的运转。在新订的《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中，陈嘉庚明确指出，公司员工“直接为本公司店员，间接为厦、集两校之董事”；既为董事，“有筹措经费之责”，既为店员，“有发展营业之责”；章程要求全体员工“为本公司多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由此将两校的命运与公司每个员工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明确阐发了陈嘉庚公司及制造厂与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两校的血脉关联。

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教育实业，相需之殷，有如此者。

如此将一个经济实体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融为一体者，大概这世界上除了陈嘉庚之外，很难再找到第二人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美国一个恐怖的“黑色星期五”，让纽约的百万富翁一夜间沦为乞丐，全球经济空前惨烈。美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的主要买主，经济危机对陈嘉庚的橡胶工业产生严重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又对本国橡胶企业补贴扶持，通过廉卖、挂钩推销等手段，乘着经济危机抢占橡胶市场，橡胶价格暴跌，一担的橡胶由原本的七十至八十元猛跌到八元七元，新加坡的橡胶工业陷入崩溃边缘。

一九二九年，陈嘉庚公司已累积亏损三百二十万元，陷入资难抵债的困境，公司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急需注入资金以挽救局面。当时汇丰银行和一个准备支持陈嘉庚公司的财团，知道“病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道理，认定陈嘉庚公司在商场上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卸掉办学的沉重包袱，必能起死回生，东山再起。于是，他们向陈嘉庚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陈嘉庚停办集美、厦大两校，只要陈嘉庚能答应这个条件，即刻会有大量资金注人陈氏企业。陈嘉庚一听这样一个触犯到自己信念的条件，也不加考虑就回答：“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后来陈嘉庚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④

一九三一年八月，陈嘉庚公司的所有借贷陆续到期，却无力清还，公司被迫接受汇丰等债权银行的条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由汇丰等债权银行派代表组成，陈嘉庚仅出任董事经理，月薪四千元。他除了留下一百元作生活费外，其余三千九百元全部汇给了集美学校，至于家庭费用，他说：“由业已长大的子女自行照料。”也就是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陈嘉庚出售掉新加坡林密小山中的三幢楼房，维持住了厦门大学的正常运转，这林密小山中的三座楼房，是陈嘉庚为儿子陈济民和陈阙祥购置的别墅。陈嘉庚的这一举动犹如痴绝精卫的填海鸣叫，令人震撼，人们称之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真真应了黄炎培先生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所言，在这篇文章中，这位中国教育的先驱者高度评价陈嘉庚“毁家兴学”的境界与人格。

一九三四年，陈嘉庚将为儿子陈济民、陈阙祥购置的三幢别墅出售，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正常运转。这是三幢别墅之一

改为股份公司后，拥有巨额资产的陈嘉庚瞬间降为股份公司的一个股东，一个敢于叱咤风云一向指挥全局的企业家顿时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要听命于他人办事，拳脚不能再像以前那般自如地伸缩了，这对于陈嘉庚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陈嘉庚常对儿子说：“社会公益事业要视自己的能力随时随地去做，如果要等到发财去做，终生一事无成。”然而，这个随时准备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厦大和集美学校的闽南汉子，此时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为厦大和集校运筹帷幄了，别说没有发财就去做“社会公益事业”，就是陈嘉庚股份公司发财了，董事经理的陈嘉庚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决策公司的资金流向。救国的抱负受阻，兴学的信念遭遇到金钱的困扰，陈嘉庚心痛极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家手持伦敦汇丰银行令箭的英国商号来到新加坡，要求陈嘉庚股份公司放弃其他七家商号，将股份公司的所有胶制品靴鞋由它垄断专卖。公司董事会不顾陈嘉庚的坚决反对，越权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专卖合同，陈嘉庚尤为恼火。一九三四年二月，陈嘉庚股份公司宣布收盘，收盘时股份公司债款达三百零九万元，陈嘉庚的资本实力已经丧失殆尽。

“公司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陷入江河日下困境的陈嘉庚依然是一条路走到头，他不能放弃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

一九三五年一月，陈嘉庚公司已是一贫如洗，再也无力支撑厦门大学的正常运行，此时，福建省政府也停止了对厦门大学的资助。为了在逆境中继续生存发展，校长林文庆带着法科主任傅文楷和毕业同学会代表曾郭棠，再度远渡重洋，第二次来到新马募捐，开始又一趟“为厦大奋斗到死”的旅程。林文庆一到新加坡，就在《南洋商报》刊登启事一则，表明为解厦大燃眉之急，“不得不南来劝募”的目的，相信南洋侨胞“慷慨热忧，爱护桑梓，重视教育，定荷解囊乐助”。

一月三日，新加坡最负盛名的华人社团怡和轩俱乐部设宴欢迎林文庆，宴会上陈嘉庚发表演讲《对厦大提出断语》。演讲中，陈嘉庚讲述自己抱定“为教育义务牺牲，不遗资为子孙”信条，回顾自身钱财都用之于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的历程，他说，今日虽破产，却“决心不计成败，现虽赤手空拳，尤愿继续奋斗，以尽天职”；他呼吁侨胞“人人具有新眼光”，捐助厦大，“以马来亚闽侨之富，此区区百十万元，有三数人之力肯牺牲，便以绰绰有余”。演讲扣人心弦，令人对厦大的建设发展充满信心⑤。

一月七日，陈嘉庚女婿、南益集团创办人李光前在吾庐俱乐部宴请林文庆，林文庆发表《论孔学之真谛》演讲，并向到场人员表达愿与陈嘉庚一起“为厦大奋斗到死”的决心。接着陈嘉庚致辞，他告诉人们林文庆是为维持与发展厦大的目的与目标而来，说明了此次林校长亲自到南洋募捐，乃是在及其艰难的困境中，也还是要竭尽全力为厦大兴建医科与农林专业。

陈嘉庚与林文庆“愿为厦大奋斗到死”的精神与意志感动了新加坡侨胞。在新加坡十五天，林文庆获得捐款总计国币十万九千余元。之后，林文庆莅临吉隆坡，北上怡宝，抵达太平，前往槟城，历时将近一月，亲访各大姓公司，足迹踏遍新马重要之地，一路演讲“孔子学说之价值”，一路宣传厦大之前景与危机，一路呼吁侨商为厦大捐款出力，成为厦大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向新马华人展开的募捐活动。在陈嘉庚与林文庆校长的感召下，厦门大学获得新马各埠华人总捐款达国币二十五万零八百七十九元三角四分，新加坡币一千零七十七元。在世界经济危机危害尚未消失的时候，这样的捐赠数已是难能可贵的收获，但距离林文庆原定目标四十万元尚差一半。《南洋商报》这样评论道：“以目前所捐得的款项，充其量，只能消极地维持学校数年之经费，而对于闽南地方之农村建设、卫生事业极有关系之农医科，将永为梦想之事。”陈嘉庚建立厦大农科与医科的梦想由此成了泡影。他原本还想带着林文庆前往印尼、菲律宾继续募捐，“曾致函荷属之巴城、三宝垄、泗水、菲律宾等处社会闻人，请每处最低限度亦捐二三万元”，但收到的回复“均不约而称”，“无法筹之，请勿前往”。

三月七日，林文庆结束新马募捐之行，乘着荷属轮船“万福号”返回厦门。《南洋商报》评论道：“国内大学校长，能得马来亚同侨如此一致称誉欢迎者，孰如林氏！国内大学校长能于两月之间，不景气尚未完全过去之时，能募得偌大款项者，孰如林氏！”林文庆校长的募捐行动，赢得新马华侨一片赞誉声，但他心里很清楚，募捐的款项远远没有达到预计的数目。航行在东海南海上的厦大校长，眼望着大海，大海茫茫，无边无际，这位准备“为厦大奋斗到死”的校长，内心不免翻卷起自创办厦大以来未曾有过的惆怅。

一九三〇年林文庆校长与厦大教职员子女合影（庄德昆老师提供）

一九三七年五月，厦大财政危机更加严重，校务逼近无法维持状态，提出“愿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的陈嘉庚使出最后一招，发布《厦门大学购置胶园收息作基金募捐启事》，以募捐厦大购置柔佛树胶园七百英亩，作息维持厦大生存。启事中陈嘉庚特别指出，“乡帮隆替所系之教育事业”，号召“恭桑梓之怀，切福国利民之念，慷慨解囊，热烈输将”，使“厦门大学基础之获固”，发展之可期。这项举措最终在陈文确、李光前、陈延谦、李俊承四位侨商的大力支持下，获得捐款十一万五千元，完成了他购置树胶园拯救厦大的行动。七月，厦门大学改归国立，依照捐款人的意愿，七百英亩的柔佛树胶园改归集美学校⑥。

在厦门大学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林文庆第二次前往新加坡募捐以及陈嘉庚购置柔佛树胶园的募捐活动中，给陈嘉庚最大支持的是新加坡五帮中的福建帮，尤其是闽南方言社群的闽南人。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厦大的募捐活动中，捐献国币一千元以上的四十八位留有籍贯的捐赠者中，福建占三十九位，捐款给厦大购置柔佛树胶园的四位捐款者则是清一色的闽南人；在这些愿与陈嘉庚一起为厦大奋斗的支持者中，最主要捐赠者是从事树胶业与土产业的业主。像陈文确、陈六使兄弟，早年就在陈嘉庚的树胶公司任职，后来创办益和树胶公司，两兄弟这期间就拿出二十一万五千元捐助厦大与集美两校；而给以陈嘉庚最大支持的，还是陈嘉庚的姻亲。他们并不都是豪门望族，但其中的女婿李光前，亲家曾江水、林义顺、周献瑞、叶玉堆，都在精神和财力上鼎力支持陈嘉庚建设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等社会活动。曾江水分别认捐一万元与十五万元资助厦大公医院与图书馆建设，林义顺捐献五千元、叶玉堆捐五万元给厦大公医院，李光前捐五万元购置厦大柔佛树胶园。当陈嘉庚失却了经济实力时，当厦门大学的办学陷人困境时，南洋华侨通过同乡关系的“地缘”、树胶界同仁的“业缘”和“血缘”上的姻亲关系，帮助陈嘉庚渡过了厦门大学最艰难的关口，“愿为厦大奋斗到死”的不屈意志与自强毅力，感动与激励的不仅仅是林文庆校长与厦大人，还有南洋广大的华人。

就这样，在几近一贫如洗的时候，陈嘉庚靠着姻亲、族亲和诸多南洋侨胞的鼎力支持，一点一点地募得一些资金，自己又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告以千苦，乞极力赞助月捐三四千元”⑦，由此而苦苦地支撑着中国东南沿海的一片教育天地。但办大学终究是要花大钱的，尽管陈嘉庚、林文庆迅速地缩小厦大的办学规模，从五个学院二十一个系裁减到三个学院九个学系，乃至将当年影响很大的教育学院也压缩为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但厦大还是摆脱不了办学经费的拮据困厄。一时有关厦大的谣言蜂拥而至，无中生有的“陈嘉庚辞董事长，林文庆辞校长”消息，竟也通过《申报》的简讯而传播开来。